天宝三载上元节，高高的长安城内人声鼎沸，唐装仕女、秉烛夜游、昆仑奴、胡旋舞……最近正在热播的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展现的正是一派长安气象。长安气象，当然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层层堆积，唐代服装是当时生活方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它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其开放的程度往往成为社会转折的标识，其变化的速度则又经常成为民心趋向的碑记。
大唐的盛世繁华自不待言，而早在《长安十二时辰》上映之前，葛承雍在他所著的《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一书中，就已经阐述了强盛唐朝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对“唐装”的介绍，更是构成了“缤纷万相中的文化面彩”里的一面。下文节选自《大唐之国》第四编，首发于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已获得出版社授权转发。
文 | 葛承雍
服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服装规范化是封建王朝大一统政治和道德秩序的体现，而服装时尚化则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与世态民风变化的反映。唐代服装对当时文化的昌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欲透过外在的服装，探讨当时人们更深层的内在精神，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气象”内涵。
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胡服形成一种长安气象
一个时代的服装与其社会文化是紧密相联的。以杨隋为首的关陇集团统一全国后，为压倒婚娅贵族势力，强调“重冠冕”，欲根据《周礼》重新厘定服装制度，但由于各民族长期相互仿效，要大规模地变易服制比较困难，特别是俗具五方的长安，“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北族南俗的服饰形制已包融合璧，这在社会心理上是不易更动的。隋文帝只对个别衣冠作出厘革，隋炀帝时才下诏宪章古制，将各有等差的礼服制度作了一番改造。
唐承隋旧，武德四年正式颁布冕服定制。朝服与公服是官吏上朝、行礼、祭礼时用的礼服，根据官职不同以律令形式规定衣服的色彩、花纹、样式。而平时“百官常服同于庶人”，即使皇帝常服，也只用袍衫。
初唐服装虽有少数上层贵臣衣罗曳绮者，但社会总体上比较朴素，从李寿墓壁画来看，长安妇女的衣装，上穿小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配挂披帛。以后近百年间，服装样式虽屡经变化，但这个基本样式始终得以保持。这种以小袖为尚的风气，无疑是受胡服影响的缘故。
胡服的传入，至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于流行在广大妇女中间并形成一种长安气象，则是在唐代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大唐新语》卷九载贞观时，长安金城坊捕获胡贼不得，因为“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可见在唐初，汉胡帽已难分彼此，所以在唐代陶俑及壁画中，着折领胡服穿长靿靴者极多，这在韦泂墓和永泰公主墓壁画上都有代表款式。可知，长安妇女的穿着亦仿效其他民族。
进入盛唐后，五彩斑斓的胡服更成为长安服装的时尚。《安禄山事迹》卷下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长安韦顼墓石椁上妇女穿戴金锦浑脱花胡帽、卷沿翻毛花胡帽以及翻领胡服与金锦小蛮靴的形象，反映出盛唐的服装样式，体现了文化交融的潮流，为长安气象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标志。
上排左起：初唐女陶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彩绘蝶髻挽袱女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双螺髻女立俑，唐郑仁泰墓出土；女立俑，陕西礼泉县新城公主墓出土。下排左起：双髻女俑，陕西西安灞桥新筑唐金乡县主墓出土；女性俑，陕西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红旗机电厂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倭堕髻女俑，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安史之乱后，回鹘装束流行于长安，花蕊夫人《宫词》云：“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此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款式也随之变化，除吐蕃服装流行长安外，比较典型的打扮是衣衫加宽，袖子放大等。像《簪花仕女图》中出现浓丽丰肥的盛唐贵妇装束似为这个时期的普遍样式。文宗太和二年，朝廷禁止短窄衣服，开成四年，却又禁止衣裙宽大，不过十年时间，女装加肥的样式被朝廷予以限制，从而改变京城的风尚，但是“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长安女性服装照旧是宽大无比，追逐凝重娇媚。到了晚唐，这种特点更加显著，一般妇女服装袖都超过四尺。
男子的主要服装也呈现出倜傥风仪、华而不缛的样式，如常服有宽袖也有窄袖，有圆领也有翻领，一般总是裹乌纱幞头巾子，系红鞓腰带，穿乌皮六合靴。从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壁画可知，男子服装由皇帝到官吏，在样式上几乎相同，只是在质料和颜色装饰上有所差别。
红袍男骑马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从这条嬗递的变迁轨迹看来，简素俭约到去朴趋艳的社会风习，从贞观末年滥觞，开元中叶成为潮流，至安史之乱中断，尔后又回归如昔。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个深刻的原因。
首先，唐代服装的变化往往从统治阶级上层越礼发端。这是因为人口集中、商业繁华的长安，是统治机构及其成员聚拢的地方，各地贵族士人、富商大贾、少数民族上层往往云集于此，他们汇集的结果，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对服装乃至城市风尚的变化也发挥主导的影响。特别是开元之后社会财富积累增加，这个阶层人数扩大，特权优厚，使得他们不甘于礼制的约束，好新慕异，纵情享乐。文宗时宰相李石说：“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今富人时时有之。”这种喜好华贵服装的时尚，反映长安城市风貌的急剧改观，形成了新的堂皇气象。当然，富人放纵声色的影响，胡商交易竞争的游荡，市井居民追逐眼前欢乐的倾向，有时会导致社会出现追求奢华的趋势，造成一番虚假的繁荣景象。
其次，唐代服装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变化。长安聚集了四域的外客和胡商，人数之多远过于前朝后代，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影响和吸引着汉族市民。加之他们又不受唐朝礼法的约束，服饰没有严密的等级规章，无须琐细地区分尊卑身份，因此穿胡服既不受越级僭用的刑法管制，又不受背离纲常名教的指责，故长安虽没有异族入侵用屠刀逼令人们改衣胡服的情况，但新的服装观念敏锐而迅速地渗入市民的思想，人们普遍喜欢穿戴胡服。尤其是在社交活动中，服装最外在而又最能表现人的精神气质，更能敏感地反映城市生活习惯的变化，因而唐朝文化在几百年间变化最快的就数服饰，以致突破贵贱界限，流风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唐代服装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
一个王朝首都居民的穿着对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长安当时又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方外来的衣冠服饰使东方格调与西方特色汇集融合，像吐火罗人着小袖袍小口袴，戴大头长裙帽；波斯人剪发戴白皮帽，着贯头衫，并有织成的巾帔；胡姬们则服大衫，披大帽帔，纵横驰骋。这些都使长安百姓目不暇接。然而，服装离不开民族的属性，它不是外来文化的原始翻版或仿造，而是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生活的产儿，又具有护身的物质功能和形象的精神功能。作为大交会、大吸收、大变化时代的唐朝服装，彰显出长安气象，着重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开放性：妇女的首服
（帽子）
，是服装中引人注目的部位。唐代长安初行用缯帛障蔽全身的“羃”，复行高顶宽檐、纱网垂颈的“帷帽”，再行顶部略尖、用“乌羊毛”或厚锦缎制作的“胡帽”（浑脱帽）
。《旧唐书 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即渐为浅露矣。”“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开元十九年甚至连朝廷也要求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废弃羃、帷帽而大行胡帽，整个面庞全部袒露在外，摆脱礼教的精神羁绊，鲜明地反映了长安社会风尚的开放性。又如唐代女服有各种形式的衣领，常见的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期，长安还流行袒领服，里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并且愈是贵妇往往愈穿露胸的上衣，像懿德太子墓石椁门上穿袒领服的妇女，就是此类装束。一直到中唐，裙腰之上还有抹胸，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开放。
左：女骑马俑，唐郑仁泰墓出土。右：戴笠帽女骑马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多样性：长安妇女一般的日常服饰，大都是上身着襦、祆、衫、帔，而下身束红、紫、黄、绿等色的多幅裙子。宫女们一律着半臂
（半袖）
，其款式一般为长与腰齐的短袖上衣，穿在衫襦之外，显示出新颖利落的健康格调，特别是半臂袖口加带褶的边缘，成为惹人注目的装饰品。此外，长安妇女还流行穿着袍衫及戴幞头的男装，不仅流行于坊市中的民间女子，甚至宫廷内的宫女、贵妇们也喜爱男装。早在高宗、中宗时期，就“有衣男子衣而靴，为奚、契丹之服”。天宝年间妇女更是“着丈夫服靴衫，内外一体也”。天宝四载苏思勖墓壁画上戴幞头、穿圆领宽袖袍的女着男装像充分印证了这一服式。至中晚唐，贵族妇女仍有常穿男装的。女子喜效男装，追求轻便、洒脱、活泼、明快的效果，这也是当时长安服装多样性的一个表现，更是社会习俗的剧烈变化。
蹀躞金乌：女着男装。
审美性：服装既是实用物质的必需品，又是审美精神的艺术品。唐代妇女服装尤其重视审美的效果，长安士庶女子在室者搭较长的披帛，出家则披略短的帔子，一般应用薄质透明纱罗做成的长状巾子，多旋绕于手肩间，上面印花或加泥金银绘画。这种源于波斯、印度宗教文化的披帛经过变化后，在长安妇女普通生活中应用，使身体显示出优美的轮廓线，没有任何生硬的剪裁，说明其服装总体的审美性是很强烈的。又如女子的带束，除胡服腰系的鞢带外，一般有纱带、罗带、锦带，在带结中有合欢结、同心结等，将尾束结于前身飘垂，更显得身体婀娜多姿、颀长秀丽。另外，在袍装的翻领、袖褾、护腕、前襟上也都加饰美丽的图纹，使整个服装闪烁着典雅别致的情调，可见审美有着巨大的魅力。
普及性：服装样式一经设计，就必然超越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等级身份，或由平民大众流行于贵族上层，或由长安流行于全国，有着普及性的特征。虽然“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但是人们不依格令，随新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正像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中，很难将宫廷妇女所穿的公服和一般妇女所着的常服完全区分开来。例如“半袖”就是最先为宫女所服的“宫装”，后传至民间，妇女纷纷效仿，成为一种妆饰的华丽风气。《新唐书 李承乾传》记其喜好突厥语言及服装，令众人仿效穿戴，遂在长安流行一时。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合百鸟毛”制成的毛裙以及蜀川给她贡献的单丝碧罗笼裙，在长安见世后“百官、百姓家效之”。这种递相模仿的新鲜感无疑是服装得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服装化高贵为平常的过程。
骑马戴帽仕女俑，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7 号墓出土。
多变性：唐人服饰不仅在初唐、盛唐和中唐多有变化，即使是“胡服”也有前后两期变化。前期，“胡服”本男子所常穿，妇女穿它主要是来自西域民族或波斯文化的影响，特征为头戴尖锥形浑脱花帽，身穿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条纹卷口裤，透空软底靴。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时世装”所形容，特征为蛮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颦，脸敷黄粉，唇注乌膏，影响实出自吐蕃，即唐人所谓“囚装”“啼装”“泪装”，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和衣服似无关。但是，妆饰的变异，必然使服装随之而变，从西安郊区出土的中唐以后的陶俑来看，衣襦日趋宽大褒博，下裙长垂曳地，这种从唐代官礼服沿袭而转成的便服，比起前期潇洒风流的服装来，显得完全近于病态，健康活泼的服式变成了孤冷退缩的形象。所以服装的多变有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有可能是沉闷环境的畸形变态，关键是它与社会的变异相一致。
时代性：服装形式的发展，除了符合人们的群体心理，要轻便实用外，还与时代密切相联。例如鞋，它是服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天宝以前，随着胡服在长安的盛行，靴作为配套服饰也颇受欢迎。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载：“靴者，盖古西胡服也。”“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贞观时马周改变靴制，“得着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一直到唐代宗时仍令宫人侍左右者，皆着红锦靿靴，歌舞者也都着靴。中唐胡服过时以后，妇女们则多穿高圆头、方平头、尖小头、云形、花形、重台、如意等式样的蒲履、丝履、线鞋、麻布鞋，小且浅，行动更轻便。从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实物和西安出土女俑鞋履来看，唐人鞋子上还绣织或装饰各式花样。虽然文武官吏还穿着靴子，但妇女们着靴则已少见，这就说明靴的穿着是有时代性的。
民族性：唐代服装虽然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养料，但却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里。例如裤褶服本是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唐贞观二十二年，朝廷令百僚朔望日服裤褶入朝。天宝中，朝廷规定朱裤褶为京官六品以下朝参之衣。但在安史之乱后，人们认为服装的外在形态以及整个胡人生活模式对长安社会起着销蚀的作用，要以汉族的服装来激发人们的民族之心，因此贞元十五年罢裤褶之制。这种以胡服非古之礼服，不符合汉民族的心理习惯为借口而加以摒弃的做法，表明唐代在打开大门吸收外族文化时，还是以民族的、社会的效果作为检验服装的基础。同样，为了消除本民族的涣散，唐朝对入居长安的胡人改穿汉服也进行干预，大历十四年朝廷下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表面上是针对“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实际上是预防给本民族心理造成消极影响。
流行性：唐代妇女服装流行性比较典型的是下裳的裙，其中最时髦的是中青年妇女喜欢穿着的石榴裙，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等。石榴裙作为一种鲜艳的红裙，给人以鲜明、奔放、热烈的感觉，洋溢着青春的、明快的气息。裙子不仅流行色彩娇艳，流行式样也多，比如李群玉“裙掩六幅湘江水”的款式，王建“两人抬起隐裙”的花纹，孙棨“东邻起样裙腰间，剩蹙黄金线万条”的装饰，刘禹锡“农妇白纻裙”的颜色，皮日休“上仙初着翠霞裙”的质料，都说明裙式服装的流行得到了各阶层妇女的喜模乐仿，是由长安大众共同心理倾向形成的。
绿绢印花裙，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 号墓出土。
上述这些特征说明长安气象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层层堆积，而是活生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风貌神态。具体地说，唐代服装是当时生活方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它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其开放的程度往往成为社会转折的标识，其变化的速度则又经常成为民心趋向的碑记，所以服装的变化要牵动许多社会现象。虽然统治者企图禁止服装的越礼逾制，以实现等级名分、循礼蹈规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在长安这样政治、经济、文化重叠交融的中心地，恰恰发生着以服装为代表的审美观念、民族精神、时代气势、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多维、多变、多样形态的出现确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气象是由比较具体的万物与人物来体现的，从服装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调，从款式审美可以领会到内在的气质，从外在色彩可以发现人们的心理世界与环境气氛。通过这样三个环节使人认识到唐代服装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风格大不相同，不仅在于汉晋的冠冕变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汇了外来的文化营养，既花团锦簇又大方开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然而，西域格调的服装一时风靡于长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倡导，尽管汉魏传统服装备受冲击，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装等级有差的规范心理却始终深化延续。无论其各时代服饰制令屡有变更，但大抵以紫、绯、绿、青四色来定尊卑贵贱。即使对日常穿着的常服，朝廷也经常横加干涉，固执地将它作为政治要求和道德伦理的象征，汇合法制、哲理、教化等各种手段进行纲常礼教的约束。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贞观时李世民《定服色诏》就说：“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贾，锦绣绮谷，下通于皂隶，习俗为常，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惩革。”咸亨时李治敕令：“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祆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彝伦。”开元初，“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可是一旦社会生产复苏，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冲破朝廷的刻板束缚，长安城内不久又争奇斗艳，“尚胡曲，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天宝元年，江南数百名鲜服靓妆的妇女到长安表演，于是吴楚的大笠、宽袖、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样式又在长安轰动一时，不胫而走。这种风气冲破着“违式禁断”的条例堤防，加速了服装的改变。
令人思索的是，经过中唐动乱之后的唐代服装，不仅没有趋于朴素无华，反而更加艳丽奢华，衣服且由实用转为装饰，越来越趋于长大宽博、拖沓宽松，直到走路也必须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动。文宗即位后虽“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但终因长安“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这不仅是豪门贵族竞相奢靡，精神颓废，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其着眼点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风。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不难看出，这种不同时期不规则的波动，反映出对服装的变化要作更广阔的、本源的理解。
第一，唐代服装的变迁往往在实物和思想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自身的消化能力同吸收能力一样突出，力求在诸般差异中求得大一统的极致。就其整体特征来说，它的前期具有浪漫自由的风格，并通过这种形态造型独特地表现奋发向上的思想文化，在广泛融会外来文化中形成了“长安气象”。虽然有人认为“安可以礼仪之朝，法胡虏之俗”，但“都邑坊市，骏马胡服，相率衣盛，奢丽相高”，竟连贵族上层亦有此好。它的后期则以繁文缛节的装饰使服装趋向宽柔造作的地步，是其王朝衰落时矫饰主义的必然显现，这是因为遭遇的历史背景根本不同了。前期是国力强大的盛世，服装自发地引进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民族冲突和战争也提供着接触的机会，促进了整个文化的发展。而后期则不然，服装的变化是以唐王朝没落、藩镇挑战和其他民族的入侵为背景的。在政局动荡、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统治者重新找回礼制的程式，以维护自己的政权象征，把服装作为心灵中实体的慰藉，这是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不同文化。
第二，虽然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但即使在最开放的开元、天宝时期，服装的明快开化也总是受到封建王朝的压抑阻挠，保守势力害怕服装的变革必然会转向政治新观念的需要，因此要把那种突破传统规范样式的服饰视若洪水猛兽的“妖服”。在唐代服装几个变化转折时期，时时受到这种“俯就我范”的束缚。比如永隆二年，高宗就以“还淳返朴”“务遵节俭”为名，认为花间绫锦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但实质上，正如他自己说的：“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等级贵贱的伦常秩序，以千篇一律凝固的服装程式来凸显皇家显赫的地位。这种在并蓄兼收的同时出现的保守倾向被后世封建社会所强化，造成唐以后服装的创新长期受到遏制。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第三，服装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居民文化素养等内在气质，因为服装虽然不是精神的本身，但它是精神的物化。在长安相对稳定的漫长岁月中，它充当着美化生活的使者角色，衬托着人的健康姿容，在唐代社会转折之际，它常常是观念变革的先兆，是新的社会风尚产生的象征。从盛唐前受西域影响的胡服到中唐后受吐蕃影响的啼装，说明服装的变革正是每一个阶段新旧习俗变化的产物。同时，服装是人们最直接、最普通的自我表现，它经常被用来充当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标志，如唐前期长安闾阎富商以穿紫服赤衣为荣贵，以彰显身份的高贵，到唐后期，由于朝廷“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朝廷大量赏赐官服于一般人，自然官品身份的价值观念也就发生了贬值。因此，封建统治阶级有时视它为移风俗、美教化的根本，有时又视其为粉饰太平的要务，就是把服装列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总之，唐代服装对长安宏阔气象的形成，有着经久不绝的影响，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长安开荡捭阖的博大气象，也成为唐代服装的款式、装饰推陈出新的动力。虽然唐王朝有时以权法制约服装的演变，却并不能取代千汇万状的服装，所以统治者始终无力阻遏风尚的扩展，反而促使服装这个物质生活的典型转化为精神生活的体现，映射出长安的历史风云的气象。
《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葛承雍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
本文节选自葛承雍所著的《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一书，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